跌宕两年之后，念斌国家赔偿数额终回原点。记者获悉，最高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近日作出决定，驳回念斌的申诉，认为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此前119万元国家赔偿决定并无不当。念斌申请已久的伤残赔偿金、医疗费等未获支持。
“律师大年三十拿到了决定书，但没敢给我们，担心我们过不好年。”念斌的姐姐念建兰说，为了让念斌尽快回归正常生活，申诉期间的重要诉求是摘掉其“犯罪嫌疑人”身份，并且获得合理的伤残赔偿及其他补偿，但二者均未如愿。
在近年备受关注的冤案平反者中，念斌是唯一此后又向最高法申诉的。2006年7月，福建平潭澳前村发生中毒事件，念斌此后8年4次被判死刑，3次因证据不足发回重审。2014年8月，福建高院终审宣告念斌无罪。这一度被认为是“疑罪从无”的典型案例。
摘不掉的“犯罪嫌疑人”身份
无罪判决之后的两年半，念斌的生活并不轻松。
念建兰告诉中国青年报·中青在线记者，从死亡线上挣脱的念斌，至今挣扎在贫困线上。她称，念家因伸冤曾借了上百万元债务，如今难以偿还。念斌老家被砸、在外租房，本人因养病还无法正常工作。国家赔偿几乎成为念家还债及继续生存的唯一希望。
2015年，福建省两级法院均决定赔偿念斌119万元。念斌不服，随后向最高法申诉、索赔540万元，并于2016年2月获立案。
“119万元赔偿确实难以解决实际困难。”念建兰说，两级法院仅支持了64万元人身自由损害赔偿金、55万元精神损害抚慰金，没有支持伤残赔偿、医疗费等赔偿项目，尚不够偿还债务，更不用说治疗伤残、恢复正常生活所面临的经济压力。
在念建兰看来，此番申诉的540万元索赔并非“漫天要价”。它包括伤残赔偿金、被扶养人生活费104.758万元，医疗费、后续治疗费、误工费100万元，最后一部分是“协商其他赔偿事项”，如为伸冤的借款及损失、孩子及申诉人的生活、专家论证费用等等，至少340万元。
事实上，赔偿不是念斌唯一的诉求，“摘帽”同样让念家重视。公开报道显示，念斌被判无罪9天后，福建公安再次将他列入“犯罪嫌疑人”，其出入境随之受到限制。律师认为，念斌已被宣告无罪，在无新证据的情况下，警方不能再把他列为犯罪嫌疑人。这也被念家视为阻碍念斌回归正常生活的最大障碍。
此后，念斌提起行政诉讼，请求判令福州市出入境管理部门限期为其办理出入境手续，福州市两级法院均予以驳回。有趣的是，念斌如今依然是犯罪嫌疑人，但两年半来未被采取强制措施。
念建兰向中国青年报·中青在线透露，2016年，最高法非常重视念斌的申诉，与福建有关公安、司法机关做了多次协商工作，“念斌反复请求最高法协调解决摘掉犯罪嫌疑人‘帽子’的问题。有关部门先是同意10年内解决，我们要求在两年内解决，但对方不同意，最后没有达成一致”。
难拿的医疗费、伤残赔偿
经过将近1年审查，2017年1月19日，最高法决定驳回念斌的申诉，赔偿数额止步119万元。
念斌申请许久的100万元“医疗费、后续治疗费、误工费”及104万元“伤残赔偿金、被扶养人生活费”仍未获支持。至于理由，最高法赔偿委员会决定书称，我国实行法定赔偿原则，赔偿义务机关、赔偿项目等必须严格依法确定，福州中院侵犯的是念斌的人身自由权，而非生命健康权，故应支付的是人身自由赔偿金，而非前述项目。
按照国家赔偿法的规定，只有在侵犯生命健康权的前提下，才能产生念斌所申请的医疗费、后续治疗费、误工费等赔偿；只有造成残疾，才会产生赔偿残疾赔偿金、被扶养人生活费的问题。
在念建兰看来，念斌的生命健康权显然受到侵害。她向中国青年报·中青在线记者提供的司法鉴定报告显示，念斌左下肢肌力下降、八级伤残，且与“2006年至2014年期间被使用工字型手铐、脚镣进行羁押”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。该报告由代理念斌案的北京大禹律师事务所单方委托。
那么，谁侵犯了念斌的生命健康权呢？令念建兰失望的是，目前仍无机构对此负责。
最高法赔偿委员会在决定书中认为，念斌如认为看守所违法使用警械造成自己身体伤害，赔偿义务机关应当为主管该看守所的公安机关，而非福州中院；另外，是否使用及如何使用械具，也非人民法院裁判内容。因此，要求法院承担健康损害赔偿责任“法律依据不足”。
“法院说与他们没关系，公安机关也不认为是他们造成的。”念建兰说，2017年1月9日，福建省公安厅作出了刑事赔偿复议决定书，称查明念斌羁押在福州市第一看守所期间，看守所均依法及时对念斌加戴、解除制式械具，械具使用合理，确保不会影响其正常直立行走、肢体活动等等。
该复议决定书还称，念斌入所及羁押期间，未发现且念斌本人未反映因上械具导致健康受损，离所体检也显示身体未发现异常，“赔偿申请人反映因加戴械具导致腰椎、前列腺严重损害、神经坏死等情况没有依据”。
对于这些说法，此前，北京大学、中国政法大学等高校多名法律学者曾出具法律意见认为，福州中院是适格的赔偿义务机关。学者称，该院4次错判导致念斌被戴上死刑犯须加戴的镣铐，故二者存在因果关系。念建兰则认为，如今八级伤残却无人赔偿，有法院、公安相互推诿之嫌。
靠“协商”的伸冤费用
另一部分未获支持的是伸冤费用，包括“伸冤的借款及损失、孩子及申诉人的生活、专家论证费用”等等，合计约340万元。
念建兰告诉中国青年报·中青在线记者，申诉复查期间，最高法曾组织协商，福建有关部门一度同意在119万元之外另补偿100余万元，但在去除念斌犯罪嫌疑人身份等问题上，念斌与有关部门产生了分歧，“最终，这笔100余万元没有给了”。
作为未明确列入法律的伸冤费用，“各方未达成一致意见”的结果足以让它成为泡影。最高法决定书载明，该费用并非法定赔偿项目，念斌对此亦有明确认识。在案件处理过程中，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从妥善处理赔偿纠纷、切实维护申诉人合法权益、帮助申诉人尽快回归社会的角度出发，对有关各方要求进行协商，但最终各方未能达成一致意见，故该院赔偿委员会依法作出决定——也就是不予赔偿。
“协商完，对方说不给，法院就判不给了。”念建兰对此失望，“如果不是因为这起错案，我们家会发生伸冤费用？会产生律师费用？会老家被砸？念斌会囚禁八年，带回一身伤病？这一切难道是我们家为了彼此考验安排的一场游戏？”
类似情况早已被学者诟病。据《法制晚报》报道，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曾公开表示，国家赔偿法规定的赔偿是法定损害赔偿，而非实际损害赔偿，“并不是说你有多少损失就能获得多少赔偿，也不是所有的损失都能得到赔偿。”
马怀德认为，未来，国家赔偿法应该坚持合理赔偿原则，不能仅坚持法定赔偿而忽略了合理性，有些已经造成的损失，虽然没有进入法定赔偿的范围，但是不赔偿显然是不合理的，如伸冤费、律师费等；此外还应坚持有利于受害人原则，“因为国家赔偿对于受害人而言是百分之百的损失，在赔偿有争议的情况下，应该从有利于受害人角度考虑。”
事实上，2016年年初向最高法申诉之后，念斌几乎一年未再接受媒体采访。他称这是希望给有关部门完善、讨论的时间，这是他“对这个社会和帮助过我的人们最善意的回馈”。
“119万元的赔偿数额是九牛一毛。说真的，心累了，人生最好的年华被毁了。”念建兰觉得有些无力：在司法错判之后，她依然像当年解救弟弟一样，继续奔波在反映问题的道路上。如今，最高法已有终局决定，面对伤病弟弟及破碎的家庭，她不知下一步如何是好，“希望念斌能尽快恢复正常生活，希望冤案平反者回归社会后的救助、追责制度能够完善。”
